第149章 许克祥马日事变 莫斯科五月指示(5/6)
产生怨言、面露愠色,这倒使俩人感到有口难辩;现在,又冒出个“工农义勇军”来,俩人更不知该如何解释了。
为了弥补“国、共”两党间已经产生了的裂痕,鲍罗廷与陈独秀赶紧以“中*共*中央”名义下达了“湖南问题应静候‘国民政府’解决、‘农军’不得进攻长沙”的《命令》。
同时,《命令》中*共*湖南省委“约束‘工会’与‘农协’的行为,阻止‘工农义勇军’向长沙进军”。
因是中央的《命令》,夏曦不得不遵照执行;于是,《通知》柳直荀:“将各路农军撤回。”
就这样,各地“农军”高涨的激情硬是被抑制下去了。
如此一来,许克祥及各地的“**”势力倒是可以放胆肆虐而更为嚣张了;因此,自“马日事变”发生至六月初的不到半个月时间,长沙、常德、溆浦、湘潭、湘乡、浏阳、衡阳等二十多个县中,即有中*共*党员及工、农民众一万多人惨遭杀害,连身兼“国、共”两党要职的王基永也失踪了。
为免遭不测,柳直荀等许多中*共*党员、“工会”、“农协”的干部都被迫离开了湖南。从而,湖南的“工、农运动”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镇压,损失之惨重、令人扼腕。
“马日事变”发生后,“武汉国民政府”中的“左派”大为惊愕了;于是,立即派遣“国民党中执委常委”兼“农政部长”谭平山、“国民党中执委常委”兼“工人部长”陈公博等人前往长沙调查,鲍罗廷也随同前往。
张翼鹏闻知后慌乱了,赶紧《声明》“‘长沙事件’无非是驻军与‘工人纠察队’之间发生了冲突,即可平息,不必大惊怪”;同时,《令》岳阳驻军以“保护安全”为名把谭平山等人挡驾了。
“武汉国民政府”见谭平山等人未能到长沙了解实情,对于张翼鹏所言当然难以相信;于是,将张翼鹏免职,而《任命》周斓代理“湖南省政府主席”,要他彻查此事。
然因,周斓自己也曾参与过何键的密会,对于“马日事变”的内情其实早已是心知肚明;且“马日事变”的主犯许克祥是自己的部下,也就更只得竭力偏袒以将大事化,唯恐真相大白后会牵累自己。
因此,周斓上任后,装模作样了一番;接着,将许克祥严斥一顿并调离长沙后、就没了下,欲以此不了了之。
周斓如此处置,也难以令汪精卫满意;且不免有点感到心神不宁,唯恐再生事变。
然而,汪精卫已觉到,周斓源于第八军,只听唐生智的;自己虽名为“国民政府主席”,却难以约束他们;而这些军中将领一旦闹起别扭来,自己实是无法;看来,只有请唐生智回来方能压住他们,以帮助自己平息并稳定“湘、鄂”的政局。
为此,汪精卫决定“亲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;欲将河南让给冯玉祥,由他挡住北面的‘奉军’,以让唐生智能脱身班师回鄂”;同时,也可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,共同对付蒋介石。
正在汪精卫打算赴郑州时,刚来华不久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忽来见他,言有事相商。
汪精卫不知何事,即予相见;但当他听了罗易所言并阅过其出示的一份《密件》后,汪精卫不由得骇然了。
原来,罗易向汪精卫出示的《密件》是“共产国际”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做出的“旨在挽救中国革命”的《紧急指示》,史称《五月指示》。
其主要内容是:“动员千百万农民实行‘土地革命’”、“组建一支由工农领导的八至十个师的可靠军队”、“成立革命法庭以惩办反动军官”等。
对于这个《五月指示》,陈独秀、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产生了矛盾。
陈独秀担心“若是遵照执行,定会导致国、共联合战线的破裂”。
因为,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·一二政变”、向中*共*祭起了屠刀后,迫使中*共*将其组织与人员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;从而,依重于“武汉国民政府”了。而现在,“武汉国民政府”中的反动势力也以“‘农民运动’过火了”为由竭力将中*共*与“工农民众”妖魔化,并已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;在此局势下,若是再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、成立革命法庭,岂不是给那些“**”心切的人以口实而火上浇油?
因此,陈独秀不免有所顾忌。
于是,在有鲍罗廷和罗易参加、于六月七日召开的“****中央政治局会议”上,陈独秀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:“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,实行‘土地革命’、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、成立革命法庭,均不可行。”
而此时的鲍罗廷似乎也已从蒋介石的背叛中悟到了什么,认为这个《五月指示》不切中国实际而荒唐可笑。但因是“共产国际”的《指示》,又不可违拗不遵;因此,鲍罗廷觉得惟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。
于是,鲍罗廷《致电》莫斯科:“《指示》收到,一旦可行,立即照办。”欲以此敷衍。
而陈独秀则代表“中*共*中央”直言向莫斯科宣告:“你们的《指示》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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