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9章 蒋介石东山再起 共产党年关暴动(3/4)

会议”的行为予以了指责。

就这样,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对“桂系”发难了;李宗仁自知难以再抵制,只得同意“‘预备会’于十二月十日复会”。

“预备会”复会后,汪精卫则干脆提出了一个《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》。

声称:“此职乃去岁兴师‘北伐’之际,由‘中央执行委员会’授于蒋同志者;蒋之能胜任此大任,已有不朽之事功为证明。中间虽经‘宁、汉分裂’,情形扦格,然自‘宁、汉合作’后,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释,国民革命诸部队同归蒋节制,决无稍待冀图之理。唯有请‘预备会议’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’职权,才是解决党务、政务、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。”

同时,汪精卫为表明自己的真诚,还指示陈公博“从广州的‘中央银行’中支出五十万元钱”作为蒋介石复职经费,竭尽了对蒋介石的阿谀奉承之态。

与此同时,冯玉祥、阎锡山又联名《致电》“国民党中央”和“南京国民政府”,也力促“请蒋介石复职”。

《电》言:“玉祥、百川拟请‘中央党部’、‘国民政府’,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,玉祥等愿听指挥;俾得早奏佳音,完成革命,以慰全国民众之望。”

接着,何应钦、李济琛、刘湘、杨森等人也纷纷《通电》表示“要求蒋介石复职”;顿时,一股“要求蒋介石复职”的浪潮在国民党内涌起,不亚于一年前国民党内的“迎汪复职”之势。

虽然,李宗仁很不宁愿看到蒋介石“复出”,也知道汪精卫等人的用心所在;但是,面对一片强烈“要求蒋介石复职”之声,李宗仁不知所措了。

他知道,在此情势下,蒋介石的“复出”已是众望所归、难再阻遏;自己纵有不悦,也难以违悖众意;因此,李宗仁不得不故作姿态也表示了“欢迎蒋介石复职”。

只是,时任“湘、鄂政务委员会主席”兼“第六军军长”程潜,因与蒋介石有隙而反对他“复出”;不过,这已无碍于蒋介石的东山再起。

于是,十二月十日,即“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”复会的第一天,汪精卫提议的《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》顺利地通过了。

就这样,蒋介石在蛰伏五个月后、终于东山再起,复任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”了。

与此同时,汪精卫等人“要求解散‘特别委员会’”的《决议》也被通过;从而,由“桂系”把持的“特别委员会”正式宣告寿终正寝。

就这样,“南京国民政府”内部的这场政治博弈,结果以蒋介石的胜出、李宗仁的败北而告终。

且,“南昌起义军”南下广东受挫、失利后,中*共*广东省委本打算配合举行“广州起义”的计划落空了;因此,不得不于十月十二日发出了“‘广州暴动’计划应即停止”的《指示》。

然而,已从粤东普宁脱险后回到香港了的“中*共*南方局书记”张太雷却不赞同这个《指示》。

于是,十月十五日,张太雷在香港召集了中*共*南方局和中*共*广东省委的“联席会议”。

会上,张太雷作了《八一事件之经过,失败原因及其出路》的报告,指出:“不应因‘南昌起义军’南下受挫失败而气馁,而更应坚决勇敢地扛起工农革命的大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;且要吸取失败的教训,以后起义军一律称‘工农革命军’;不要再用‘青天白日’旗,要打出工农自己的旗帜,用由‘斧头、镰刀’为标帜的红旗。”

遵照“联席会议”的这一精神,中*共*东江特委即于当天下达《指示》,将“坚持在粤东的‘南昌起义军’余部‘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’改编为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’”,仍由董朗任“师长”。

从而,原来沿用的“国民革命军”的旗帜被抛弃,举起了用“斧头”与“镰刀”为标识的红旗,故简称“红二师”。

接着,“联席会议”通过了《最近工作纲领》,决定“最近工作重心仍是开展‘工农运动’,并要在适当时候再举行‘广州暴动’”。

十一月九日,在“共产国际代表”罗米纳兹指导下、由瞿秋白主持,在上海召开了“中*共*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”;会议有瞿秋白、苏兆征、李维汉、任弼时、罗亦农、向忠发、顾顺章、周恩来、张太雷、李立三、邓中夏、张国焘、蔡和森、彭述之、任旭等人参加。

会议强调“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‘右倾投降主义’,批判党内的悲观思想;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了低潮时期,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仍利于开展‘工农运动’与武装斗争;‘工农运动’与武装斗争不该因‘南昌起义军’南下广东失利而低落,而更该高涨”。

重申“放弃国民党的旗帜,打出苏维埃的旗帜;号召深入土地革命,进行工农武装暴动;并要求农村暴动与城市暴动相结合且以城市暴动为主导,以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”。同时,指出“要从根本上重造党、强健党,严厉整顿政治纪律”。

为此,会议通过了《中国现状与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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