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五章 诏安与移民计划（上）（1/2）
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十月十五日，福建总兵俞咨皋以诏寻国事为名入京觐见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福建巡抚商周祚也被召入京述职。
然而到了召见的时间，他们进入西苑陟山门（东门），意图过桥登上琼华岛时，却被侍卫们拦住了。因为此时朱由校正在与内阁、枢密院召开御前会议，而会议的内容正是与海贸、海关等事有关。
御前会议其实很好理解，字面义上就是指皇帝或摄政的亲王、大臣、太后等所召开的会议；在中国自古有之：唐代坐而论道、宋明颔首直立、清代三跪九叩。
而目前（截止明代），中国的历史上的成制度体系的御前会议便是北宋的御前会议。
宋沿袭五代旧制，明确皇帝坐殿视朝听政的制度。《长编》有载＂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，百官以次转对，并须指陈时政得失，朝廷急务，或刑狱冤滥，百姓疾苦，咸采访以闻，仍须直书其事，不在广有牵引。＂
宋代御前会议是皇帝或摄政召集，宰相、枢密使和一些六部的高级官员参加，在皇帝面前一起进行汇报、商议和决策。
外国的御前会议责主要是英国、法国、日本；但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性。
而朱由校想要的与以上也有相似之处，但却并不相同；他要的即不是宋代的御前会议，更非西方与日本的。
自从上次与枢密院、内阁一同开会之后，朱由校就打算将御前会议变为常制了。由自己主持，枢密院提案，内阁分析可行性并研究如何实操，同时请相关人士作顾问，而这次找的就是俞、商二人。
俞咨皋（字克迈），俞大猷之子。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武举，因父功袭卫指挥佥事，治军海坛（今平潭），后累官至福建总兵。他在军事方面，尤其是海防是一个合格的将领，但比之其父，还差的太远。
商周补，明绍兴会稽人。燕阳公(即商为正)长孙，以“廉洁如冰”而闻名朝野，曾因赔贴而致家产殆尽。现为福建巡抚，因“不征民间一钱，抗击倭寇”而受闽人尊敬，是一个实打实地好官。
回到正题，却说今日，朱由校邀内阁、枢密院召开会议，以论海事。
“诸位爱卿，今日海事我们己有结论，事情之根源一曰：吏治腐败，二曰：财政疲惫；其后诸如私市走私、夷人侵扰、海寇滋生等等问题，仅是因为这两者而产生。”
会议已经开始接近尾声，朱由校正在做着总结，“然而，此二者皆为国朝200余年之累弊，若想去除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；如今想要速见成效，以求治标，方法只有招安海盗，鼓励移民一道了，至于其余种种，唯有徐徐图之。”
“陛下，当今之际，确实只能如此了。”叶向高表示赞同，认为皇帝总结的很中肯。
朱由校则继续在心里盘算起来，招安海盗可以明显的提升沿海的商贸环境，减少治安压力，增强海防实力，而且这些人也不用给什么正规官员的待遇，只需一个名分就可以了，几乎是无本的买卖；鼓励南方沿海居民（以福建为主）移民台湾即可以缓解人地矛盾，又能增加对台湾的实控，同时压缩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活动范围，也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，但此时这两者都有些困难。
“叶师傅，当年朝廷招降王直，最终却诱而杀之。如此反复，恐怕已份忠良之心，朕针对自己是否可以成功有所疑虑。”
叶向高听着皇帝在那里自揭政府的老短，倒也没表示什么，这种黑历史明朝也不差那一个两个了，皇帝想说变说吧。他在心里盘算得很清楚，皇帝刚才都把愿意归顺的海盗称呼为“忠良”了，那自然是支持诏安计划的，况且听说皇帝曾经命令东厂在南方有所动作，想来也与这件事有关。
所以叶向高明白，皇帝只是有些摇摆，不需要他真的分析什么，自己只须给一个定心丸即可。于是叶向高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陛下多虑了，近畿远屿，皆我黔首。海盗据寇，皆系大明赤子，谁非中国绅衿。时穷势屈，不幸沦落为贼。如今，朝廷开恩，愿赦其罪，反邪归正，端在异日。”
听着叶向高的忽悠，朱由校便也就信了的大半。其实他的担心确实多余，自从杀死了王直之后，明政府诏安海盗的难度确实提升了不少，但愿意归降的仍然不在少数，有的是得罪了同行，急于寻求庇护；还有的是赚够了钱，主要的营业从海盗开始向海商进行转变，诏安正好方便他们洗白（与偷税）。
更有许多海盗，诸如李旦等，本来就与明朝的当地政府有着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；甚至有的海盗本身就是部分官僚或者土绅的黑手套，只不过后来发展壮大，于是自己独立罢了，这一部分的诏安起来更容易，不过是把黑手套换成白手套罢了。况且一旦接受诏安，他们便不必再听从原来的主家，以后就可以独立了。
（郑芝龙的父亲是明朝的低级官吏，大海盗许心素（后被诏安）家里是官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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